元宵节后,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返城,上海本应迎来新一波用工高峰,但不少餐饮、制造企业却遭遇“招工难”。到底难在哪里?本报焦点版将连续两天关注,分别对话打工者和企业主,寻找答案。
3天前的下午,记者走进上海来天华酒楼虹口店,趁着午、晚市间的空当,与4个不同学历、不同地域的年轻服务员畅谈心声。
“85后”“90后”为什么来上海打工?在这里过得怎样?又为何想离开?从4个打工者的故事,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视角思考“招工难”。
话题1 为什么来上海打工? 可以挣钱,又能长见识
25岁的潘培焕是初中学历,2010年11月,她离开云南昭通老家,到浙江嘉兴当饭店服务员,“我姐是店里的老员工,当部门主管。”初涉餐饮业,她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——压力不大,工作时间固定,收入不错,每月到手约2200元。可好景不长。去年2月2日,年三十晚,饭店倒闭,小潘丢了饭碗。她回头想想,并不意外——正因为生意冷清,工作才会轻松。
姐姐当时刚嫁去杭州,独留她在嘉兴发愁。恰逢春节,来天华酒楼嘉兴店人手紧张,潘培焕临时去帮忙,很快升格为正式工,随后调到上海。“虹口店缺人,问我去不去。”她回忆,“我从没去过上海,既可以挣到钱,又能长见识,为啥不去?”
纺织厂无聊,想去大城市
2011年7月,21岁的杨音第一次出远门,投奔上海唯一的远亲。父母强烈反对,因为高中毕业的她不愿在老家咸阳的纺织厂继续当女工。在长辈看来,工厂收入稳定,离家近,没理由放弃。杨音在纺织厂干了半年,三班倒,日复一日在流水线上重复劳动,月入约2000元,足够在当地过上滋润的小日子。但她不喜欢,觉得无聊,没前途,想去大城市开眼界。
到上海后,杨音先去了一家小公司。“说好每月底薪1800元,上岗才发现是骗局,根本没底薪。”几天后,她愤然离职,8月11日成了服务员。“没想到那么容易,当场应聘成功,第二天就让我上班。”杨音原本毫无底气,怕自己没经验,又刚到上海,大酒楼多半看不上。她不清楚,近几年上海餐饮业紧缺服务员的程度。
逃离流水线,和家人闹翻
西安人米?平22岁,大专学历,家境较好,父母经商,姐姐读研究生,他从小在家格外受宠,聪明、调皮,考上了省重点高中。全校2000人,成绩排名前50位,却在高二时因打架被开除。
后来读中专和高职,学计算机专业,他多次参加北大青鸟、联想等培训课程,考取软件调试师等多种技术资格证书。2007年毕业分配到松江奔腾电器,因成绩好,证书多,小米获得了流水线线长的岗位,月收入近3000元。但他只在松江工作了20天,便逃回西安。“那时年纪小,没心思上班,工钱也不要,就走了。”为此,他和家人闹翻,一气之下离家出走,混迹于几个城市,直到2010年底来上海当服务员。
放弃当工人,选择包食宿
2010年夏天,25岁的山东菏泽小伙李帅军从南昌理工学院模具设计专业本科毕业,在南昌当电视营销接线员,工作轻松,月入不足2000元。他只做了2个月,为寻求更大发展,首次来到上海。李帅军起初想找专业对口的岗位,松江一家企业有意,要求从流水线工人做起,不能提供设计方面的职位。他去实地考察,认为工作累,收入低,放弃了。
抵沪一周,李帅军路过虹口足球场,偶然看到酒楼招聘服务员,被“包吃包住”的条件吸引。“当时在朋友家借宿,不好意思再打扰,急着找一份包食宿的工作。”当服务员并非他的兴趣所在,但起码能解燃眉之急。
话题2 在上海过得怎么样? 在上海工作压力较大
去年2月25日,潘培焕第一次来到上海,重操旧业,当服务员。没过几天,她便发现,前两个月在嘉兴累积的快乐记忆,几乎一扫而空。
“同样做服务员,在上海太累,压力是在嘉兴的两倍。”她举例说,从前一般晚上8时30分准时下班,现在经常要忙到深夜,遇到少数客人酒过三巡不肯散席,还得留下来值班到子夜。“大家开玩笑说,我们服务员‘上班有时间,下班没时间’。”
相比于工作时间,更大压力源于客人的不尊重。“有些客人难伺候,喝醉之后不讲理,我经常挨骂,只能赔笑。”潘培焕轻轻揉了揉脑袋,挤出一丝笑容说,不久前,一个中年男顾客喝多了,结账时非缠着要打折,她也搞不清自己哪一句话得罪了对方,竟招致一拳重击。“头顶鼓出一个大包,我哭了好几天。”
另一些压力来自远方。李帅军从江西跑到上海,还当上了服务员,家人时隔好几个月才听说。“餐饮、酒店等服务行业,老家的亲友大都看不起。”潘培焕和李帅军一样,也隔了很久向家人坦白,而杨音和米?平的父母,直到今天还被瞒在鼓里,以为孩子在上海的工厂上班。“爸爸妈妈相对好沟通一些,只要我们过得好,他们总能理解,其他亲戚朋友的异样眼光就没办法应付了。”李帅军坦言。
在老家生活成本较低
上海生活成本较高,好在服务员都享受包吃包住,应能省下大部分开销。但除了李帅军每月能存点钱,其他3人都是“月光族”。
“在老家想花这么多钱,也没地方花。”潘培焕经常逛街,每个月会买两三件新衣服。光顾最多的,是特步、贵人鸟等国内品牌专卖店。她很少去国际品牌专卖店,“买不起,两件衣服就能抵一个月工资。”她也不喜欢去邻近的七浦路淘便宜货,因为“购物环境太差,有时会遭到店家冷言冷语,又不能试穿,万一尺寸不合适,钱就白花了。”
固定开销,还包括买护肤品和吃零食,男员工则多去网吧消费,米?平就是网游达人,网吧去得比宿舍还勤。即便不出门,几位服务员只需掏出手机,就能随时上网。手机几乎全是智能机,无一国产品牌,基本每年换一部。“10元70兆流量”月套餐不够用,米?平一个月手机上网流量费起码30元。
“如果说来上海打工,只为锻炼自己,积累经验,那是假话,首先考虑的还是挣钱。”李帅军说完,其他三人频频点头。但与父辈迥异的是,挣到钱之后,他们不必每月寄回家,不用像上一代人那样,背负养活全家的重担。“农村条件越来越好,老家生活压力不比以前,父母不指望我们养家,只要别找家里要钱就行。”李帅军笑言。
话题3 为什么想离开上海? 向往自由,不愿拿死工资
4个服务员都打过辞职报告。
去年2月,李帅军辞职,没找到合适的下家,半个月后“好马吃回头草”,重返原岗位。去年8月1日,这个酒楼里唯一的大学生服务员升职了,任2楼领班,能管20个服务员。换上更体面的制服,涨了几百元工资,但内心想法,却和刚入职时一样坚定:“不想在这行做太久,明年的今天,估计你在酒楼就找不到我了。”
店长助理是许多服务员羡慕的对象。“他也来自外地,从传菜员做起,勤奋努力,花12年升了4级。干我们这行,升得太慢,只能慢慢熬。”李帅军说,“就算升到店长,也只是为老板打工,拿死工资。”他想,不如打几年工,攒些本钱,再回老家做小生意。“哪怕亏本,大不了从头再来。”
米?平入职一年多,已记不清写过几次辞职报告,起初半年每个月写一封,都没获批。他最近已与家人和解,决定今年五六月份回老家,帮父母一起做生意。
5年前第一次到上海,小米有一位同学和他分到同一家企业,任班长。“一条流水线分几个班,他是班长,归线长管,因为我证书多,成绩比他好。”那位同学一直没跳槽,如今已升为车间主任,“月薪五六千元。”听说同学稳步发展,米?平直言并不羡慕。“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,不自由。”
学好手艺,回老家再发展
一次喉部手术,使杨音的嗓音变得低沉沙哑,她无奈转岗到吧台,成了酒水发货员。“每天领货、做账,再发酒水、榨果汁、洗杯子,我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流水线上,没意思。还不如去前厅当服务员,至少可以整天和人打交道。”
现在杨音还是做得不开心。去年9月,她刚领第一个月工资,就打了辞职报告,没得到批准。她当时暗自盘算,最多坚持半年,如果在上海学不到一门手艺,就回老家。姐姐杨阳刚从平面设计专业本科毕业,她想跟姐姐学技术。
每月15日发工资,再过2天,将是杨音最后一天在酒楼上班。虽前途未卜,但她去意已决,“反正要学手艺,比如做点心,学平面设计,只有掌握一技之长,才看得到前途。”
有几个姐妹,跳槽去了酒楼附近的七浦路卖衣服,只为了每月多挣一两百元。杨音和潘培焕想得更多。去年10月,小潘辞过一次职,回云南老家,发现妈妈去哥哥家帮忙带孩子。最亲的人不在家,她倍感无聊,没多久便重返酒楼上班。潘培焕确定,自己在酒楼做不长久,她对美容行业最感兴趣。“学做美容,推销相关产品,比较适合女孩子,我正抽空跟朋友学,以后回老家应该会有发展空间的。”